中国开放看海南

如果把中国梦看作许多地方梦的集合，则海南承载的，是中国的开放之梦，自由之梦。

人不是因梦想而伟大，而是因梦想的实现而伟大。海南的使命，不仅是要放飞梦想，更是要让开放和自由真正成为推动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1988年4月海南建省，8月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制定和实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重点要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境外人员、外汇、货物进出自由的各项具体政策，关键是要创造条件建立海南第二关税区。

在开放、自由的召唤下，“十万人才下海南”，蔚为大观。

30年后，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一个月后，“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发布。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今日海南，快马加鞭。

如果说1988年海南提出的“第二关税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设想，2018年开启的海南自贸港建设则是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一件大事。

海南自贸港“一号工程”是在2025年底之前全岛封关运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封关后，在禁止、限制进出口清单以外的所有货物、物品，都可以在海南自由进出，实现“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注：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有学者说，中国特色自贸港内涵丰富，从常人容易理解的角度，大致可以说，封关后的海南相当于“社会主义新加坡”。

也有学者说，在“脱钩”“围堵”等逆全球化加剧之下，海南自贸港是中国下的一招先手棋，如同围棋大龙的一只“活眼”，将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中国开放看海南。海南要成为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打造中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这不是口号，是必须完成的答卷。

对海南，我有一分特殊感情。我工作的第一站是1985年由广州市委研究室创办的《南风窗》，刊名由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所定。他后来担任了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和第一任省委书记。

7月15日到19日，在《海南日报》协助下，我到三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采访调研，深受鼓舞和启发。

海南开放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不平坦，今天才真正显出从“开放龙种”到“龙腾四海”的前景。短短几年，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海南的变化，对当前遭遇多重压力的中国经济有何借鉴?这是我一路采访一路思考的主题。

把政策当成发展机遇，而不是套利机会

海南资源丰富，邓小平曾说“海南岛自然条件不比台湾差”。孤悬于大陆之外的特殊位置，也让国家对她别有关怀。

198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11号文)，决定在政策上放宽，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自主权，“以开放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开放”。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政策同时规定，“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1984年1月到1985年春，在运用“购置进口汽车自用可以免税”的政策中，海南对进口汽车转销岛外“罚款即放行”。彼时有七八百家公司靠各种关系拿下了八九万辆进口汽车批文。一位后来成为“福布斯富豪”的冒险家，20岁出头，半年就通过买卖汽车赚了近百万元。1984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汽车2000多辆，7月就达1.3万辆。当时海南可以自主进口的17种国家管控商品如录像机、电视机等也有类似情况。

1985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抽调了97人的联合调查组，开始清查和处理海南倒卖进口汽车问题。众多做汽车进口生意的机关、企业、个人不仅没赚到钱，还砸在手上，亏了血本。

这是海南第一次在开放中交学费。

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区。1992年春，新一轮改革开放启动，海南再次成为闯海淘金的乐园。北京的冯仑、潘石屹，浙江的李书福、钟睒睒，都曾在海南留下难忘的青春记忆。1988年海口房价每平米为1350元，1991年为1400元，1992年涨到5000元，1993年最高涨到7500元到1万元。而当时北京市中心的房价不过2000多元。

1993年6月国务院出台16条宏观调控措施，在海南奔涌的炒作资金被釜底抽薪。1993年下半年，海南积压的商品房占全国积压量的10%，全省烂尾楼有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海口1.3万家房地产企业倒闭95%以上。1994年起海南经济陷入低潮，1995-1997年经济增速在全国分别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第三。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因严重资不抵债被关闭，时任央行海南省分行行长马蔚华后来说，海发行关闭让海南金融业十年一蹶不振。

这是海南第二次在开放中交学费。

2007年4月，海南省向国务院申请设立“海南国际旅游岛综合试验区”。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海南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圈地炒房热也迅速被点燃。2010年海南首个人工岛三亚凤凰岛建成，700套首期房源秒光，最火爆时卖出了1平米15万元的天价。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个故事。2009年11月，北京一位客人到海南打球，说海南环境好，想买个房子。当时看的楼盘1平方米9000元左右，之后客人又去了珠海，12月底回到海南房价已将近1万元。他有点后悔。结果1月4日国际旅游岛政策出来，只一个星期房价变成了1.6万元。到三四月份，海口房价普遍涨到2.5万到2.6万元。之后，省委省政府开始对房地产过热进行调控，6月国家出了更严格的调控政策。海南和国家“双调控”，让房地产从过热变成过冷，这位客人看过的项目的价格又从2万多回到1万元左右。直到5年之后的2016、2017年，海南房地产才回稳。

这是海南第三次在开放中交学费。

“国际旅游岛政策发布后，大量资金被套牢在房地产上，我们又失去了一个5年。2016年、2017年好不容易挨过谷底。2018年中央支持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明确要求摆脱房地产依赖。只有这样，才有精力、时间、资本探索新的产业。”一位受访者说。

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建立和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回顾海南的三起三落，教训是惨痛的。但通过采访我也意识到，也不能简单指责“过去几十年海南就是围着房地产转”。

一是海南的弯路，有其无奈之处。虽然政策钟爱海南，但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占比很少，提供不了多少制造业就业岗位，也不像靠近香港的深圳、东莞那样能搭上“三来一补”的快班车。1984年海南财政总收入不到3亿元，发工资都不够，有的公社改成乡镇连挂牌的钱都没有。所以时任海南行政区政府负责人想到“草船借箭”，用中央11号文当船，借全国各地的箭，“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尽快完成‘原始积累’，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

二是海南的弯路，也意味着宝贵的探索。当年海南发展房地产，办银行、办期货、办证券、办基金，在全国都是超前的，如同一块试验田，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虽然受难，但为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做了铺垫。

今天的海南已经形成共识，房地产是重要行业，但决不能过于依赖。“产业兴岛”是绕不过去的路。沉迷于房地产，就无法摆脱击鼓传花大起大落，发展视野也会越来越小，不见其他，也看不到海南之于国家的真正意义。

海南开放史启示我们，任何政策都有外部性和一定的套利空间，但地方发展的关键是准确把握政策内涵，把政策机遇变成健康发展的机遇，长期发展的机遇，而不是短期的套利机会。急功近利打擦边球往往是陷阱，且会带来路径依赖。唯有坚持正道，不避艰难，方能致远。

如何看待政策的价值?

由于历史的顿挫，尽管这几年海南的产业上了一个台阶，但2021年经济总量(6475亿元)只是和浙江嘉兴(6355亿)差不多，2021年三亚市经济总量(835亿元)比嘉兴下面的桐乡(1142亿)还少300多亿。

对过去的透彻反思，是走向未来的前提。近年来，海南省主要领导一直向社会传达着两方面的信息。

一是海南不能“成为房地产的加工厂”，政策红利不能再被房地产“一业独大”所消耗，为什么一次次的政策利好都被一些投机者当成赚快钱的机会?

经过努力，海南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已由“十二五”末占GDP的50.8%降至“十三五”末的38.7%。壮士断腕，短期承压，殊为不易。

二是海南“不允许通过货物的贸易走私”。海南在2020年1月出台了“反走私暂行条例”，重点是防止从海南往内地走私商品，并明确由地方政府履行非海关关口的反走私主体责任。

此次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说，现在讲发展与创新，既不能循规蹈矩，也不能逾越规范。突破什么，都要有法律法规依据。有人说：“现在政府开会，最硬的是审计部门和司法部门，他们说不行就不行。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遵法守纪，符合规定。依法办事和做好服务并不矛盾。投资者用脚投票，过去五年海南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90亿美元，接近之前30年的总和，就是最好的说明。”

如果说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打走私的歪主意等等，属于海南的不为清单(stop list)，更重要的是要为海南找到大有可为的发展清单、产业清单。

说到海南的产业选择，多年来一直颇让人踌躇。不少人觉得，海南除了旅游和房地产，很难把别的产业搞起来。

海南自身市场小，交通运输长期不便，制造业物流成本比内地高20%到40%。上世纪90年代海南有一家上市公司，新大洲摩托车，他们说一个零部件坏了，要派人到广州买，来回要一个星期。

航空业发展后，到海南方便了，但航空带人总是有限的，海南旅游的开放深度也不够，属于浅碟状，没有大型综合主题公园，一般游客在亚龙湾、三亚湾、海棠湾走走就差不多了。而实际上，海南环岛还有很多更美的海湾，中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更有太多藏在深闺的美景。

海南在洋浦发展石化产业，不时就会陷入争议，因为怕污染。有领导说搞，有说不搞，这任说搞，下任说不搞。其实，面积只有海南2%左右的新加坡也有石化产业，做得很环保，而且洋浦80%以上时间的风是朝海里吹的。

搞产业确实也出现过问题。饥不择食的时候，海南引进过一家种植桉树的造纸企业。规模很大，为种桉树，砍了不少林。

弄来弄去，产业发展总是不得要领。人们慢慢习惯了一种说法，海南发展一下旅游、留一块净土就好了。似乎这是宿命。每年不少领导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有人说：“海南很好很舒服，我们冬天都愿意来度假，博鳌论坛每次都感到宾至如归。海南的同志这么热情客气，我们特别想帮助你们，但实在不知道要帮你们做什么事?”

做什么?这就是产业选择的问题。

当海南这座位于地球的热带最北端、亚热带最南端，是亚热带中最热的和热带中最不热的，有着中国最美的热带雨林也是唯一在冬天普通游客都可下海游泳的温室岛，这座被南海湾环抱、受台风影响小、也不在地震带上的安全岛，这座人均可用土地面积是台湾的5倍、比台湾拥有更多水库用于灌溉的生态岛，一直在“做什么”上摇摇摆摆，而每一种摇摆也自有理由，真是徒叹奈何。

也许谁都无可指责。但时间不等人。1984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希望，用20年时间将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从那时到如今，38年已经过去。

让人庆幸也感到振奋的是，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海南产业的灿烂明天。海南的政策、禀赋条件与市场主体正在创造性地结合，激发出强大的新产业新动能。

先说政策。不少受访者认为，中央给海南自贸港的政策“超预期”。

如离岛免税额度，原来是每人每年3万元，而且还有单件商品价格超过8000元的行邮税起征点，即单件商品价格超过8000元后征收行邮税。这样钻石、手表等价格比在内地买还贵。最终发布的《公告》是，购物限额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免税商品品种从38种增加到45种，除化妆品、手机和酒类商品有单次购买数量限制，其余商品均不设购物数量限制，超出8000元部分需要缴纳行邮税的规定也取消了。如果和香港对比，内地居民旅客在港可免税购买的自用物品额度只有5000元人民币，超出部分海关有权依法征税。

在政策带动下，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从上年的137亿元一举突破300亿元，2021年突破600亿元。作为政策红利最大赢家的中免集团，已成为全球最大旅游零售运营商。这又提升了其与品牌方的谈判能力。

海南的目标是，可比免税商品的价格必须比日韩、欧美、香港、新加坡等地便宜。这些地区的商铺租金很贵，人力成本很高，海南便宜的多。“大家都免税的情况下，海南比他们贵说不过去。”

自贸港更多政策针对的是产业和投资。自贸港对货物贸易实行“零关税”自由便利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既准入又准营”政策。货物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对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超过30%(含)的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仍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一位受访者说：“海南自贸港实施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这样外资人员到中国谈生意就可以约在海南，非常方便。央企把国际总部放在海南，也有利于走出去。还有国内的小商品市场，如果一个普通商家邀请海外客户来看货，外国大使馆可能不认，他就只能请大公司帮助开邀请函，要付给大公司一笔费用。如果海外客户多，加起来费用也不少。而如果他们到海南，海外客户很方便就能来。自贸港还有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条件，外商在这里处理Gmail非常方便。自贸区的账户体系也在创新，资金进出也很便利。”

也有受访者认为，海南自贸港的确有政策红利，但不像很多人想得那么特殊。比如个人和企业的“两个15%”所得税，不少地方的高新区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都可以做到15%，有的地方对高端紧缺人才也有个人所得税的退税安排。

在这些受访者看来，海南最有价值的政策是推动产业先行先试的政策。如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首创了临床急需进口药品管理审批与监管制度，率先在境内基本实现医疗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三同步”，让患者不出国门就可便捷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由于该项政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直属附属医院以及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都已决定落户乐城。他们希望未来有一半以上学生是东南亚学生，尤其华人的孩子。医生在东南亚是非常赚钱的职业，但有些地方的华人不允许报医科。如果在乐城可以享受高水平医科教育，成本又只有英国的1/3到1/5，就会很有吸引力。

无论是离岛免税这样立竿见影的政策，还是促进投资和贸易自由便利的政策，以及推动产业先行先试的政策，对海南都如春风化雨，贵比千金。

如何让政策、禀赋与产业共舞?

接下来再看海南的产业。

海南已明确，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并围绕国家急需、海南所长培育发展南繁(科研育种)、深海、航天三个未来产业。

“4+3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人间正道，找到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我们来剖析一些政策驱动、产业跟进的案例。

政策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贸港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推动国内重点高校引进国外知名院校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基于此，海南省和教育部共建了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打造“留学海南”品牌，促进“境外教育消费回流”。

试验区规划面积12.72平方公里，一期开发5.81平方公里，起步区1200亩，今年9月正式开园入学。这片面朝大海的美丽校区，如果出让搞房地产，马上就有几百亿元收入。而做教育，一开始要先投入几十亿元。目前这里已引进签约入驻的中外方高校22所，其中中方10所，外方合作院校12所。

中央强调“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而种业是农业的核心。位于海南的南繁基地是中国最重要的育种基地。所谓南繁，是将水稻、玉米、棉花等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秋季收获后，冬季拿到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繁殖和选育，一年可繁育2～3代。南繁育种最早始于1956年，通过南繁中国主要农作物完成了6～7次更新换代，每次品种更新的增产幅度都在10%以上，全国已经育成的28500多个农作物品种70%以上经过南繁基地的培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创造的“南繁杂交水稻”，其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亿公顷，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60%以上。

为服务国家种子战略，海南在三亚、陵水、乐东等区域划定了26.8万亩国家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全部上图入库，实行用途管制。2021年5月，海南协同全国20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设立了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目前已建成精准设计育种中心、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等10个公共性、开放性科研平台，总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南繁硅谷”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

自贸港享有数据有序流动的政策。目前海南已开始海底数据中心、绿色节能本地数据中心的摸索，并酝酿国际离岸数据中心试点。新加坡是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离岸数据中心，但费用是中国的三四倍。数据中心能耗高，国家有要求，海南本身也缺电，过去做不了。但近年海南投资了一家能在海底做海洋大数据存储的企业，经过和电信部门的模拟实验和实际数据测试，PUE(电源使用效率)低于1.1，远低于国家1.25的标准和海南陆地数据中心1.7以上的标准。在海底放置像潜水舱一样的“数据罐子”，这是一条新路子。

过去没有人把海南和芯片产业想到一起。但海口的模拟芯片产业链已悄然启动，三亚也在考虑“芯片小镇”的建设。产业投资者看中三亚的环境，而在云时代，分时分地研发也成为可能。

海南坐拥南海。2014年勘探发现，距三亚市150公里的“深海一号”大气田，探明天然气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4000米以上。2021年6月，大气田正式投产，第一年累计生产天然气突破20亿立方米，累计外输凝析油超20万立方米。为了开发大气田，中国海油采取“半潜式生产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道”的全海式开发模式，并量身定制了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其总重量5.3万吨，所用钢铁量超过7座埃菲尔铁塔，设计疲劳寿命150年，可抵御百年一遇超强台风，30年不用进坞维修。

在三亚鹿回头半岛，还有另一个和深海相关的机构，即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它于2011年成立，由海南省、三亚市和中科院联合共建，是中国的深海科技高地和挑战“地球第四极”的启航点。三亚距1000米水深海域仅128公里，距2000米水深海域仅260公里，科考船可当天往返。“探索一号”“探索二号”“奋斗者号”“深海勇士”号、超大型压力舱等深海装备都已入驻三亚。

2021年8月至10月，“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启程，辗转巴林塘海峡、西菲律宾海盆、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在5388海里征程中“奋斗者”号下潜28次，7次到达万米深度开展作业，在国内首次实现了近10900米深度的保压样品获取，以及全海深重载比例液压机械手在万米海深成功取样等创举。一座深海科技城，正在三亚崖州湾畔拔地而起。

海南原来不上风电项目，因风电坐落在岸上，破坏风景。但技术进步后，风电可以装在离海岸十几公里以外的海里。海南向国家申请了风电指标，相关发电央企纷至沓来，上海电气、东方电气、明阳等企业因有风电设备生产能力，也独自或通过联合投资体获得了部分指标。一条风电和设备产业链很快形成。风电设备的很多关键零部件靠进口，而进口料件在自贸港加工增值超过30%，再进入内地时免征进口关税。所以在海南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整机运到内地，比在内地生产还便宜。风电消纳是个问题，海南正在和合作方洽谈发展氢能源汽车和氢气掺烧天燃气发电方案。

在文昌，依托文昌航天发射中心这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低纬度发射场，航天产业充满想象。地球自转，越靠近赤道自转半径越大，惯性越大，发射时能带的重量越多。这是海南航天的有利条件。而文昌则是中国探月新母港、中国行星探测母港、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海南已组建了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公司，争取2024年上半年实现常态化商业发射。

文昌也在加快推进商业运载火箭总装测试厂房2023年底投入使用、卫星总装测试厂房2022年底投入使用，还将积极推动以遥感卫星为主体的“通导遥一体化”综合数据应用平台建设，培育空间数据应用市场。由于民企在火箭、卫星等领域的进入，未来中国版的SpaceX并非没有可能。

此外，像高价值农产品、通用航空、游艇业、深海养殖业等等，本来就是“海南的菜”，现在的起点更高，也更成体系。

目前，四大主导产业已经贡献了海南经济增长的近八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柱。房地产“一业独大”的局面终成过去。

从近年来海南4+3产业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这是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引导下，超越央地界限，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是着眼未来和前沿技术，又与自身禀赋条件相结合;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向互动、激发与合作。

功成不必在我，所以立足长远;功成必定有我，所以只争朝夕。

新海南，新精神

我在海南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国际经济发展局。

海南有商务厅，是政府部门，国际经济发展局则是一种制度创新，2019年成立，和新加坡经发局以及香港贸发局有一定的相似处，即是招商引资、服务外来企业的机构。其创新在于它是一个“一人局”，即只有局长(现为商务厅长兼任)一个公务员，其余都按市场化原则运作。注册为社团，没有编制，没有财政预算，政府只在注册之初给些注册资金，之后就按招商引资的成绩给一定奖励。

中国很多地方的大型展会都有政府财政支持，而在海口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下称“消博会”)则是依靠市场化方式，要付给展馆租金，主要靠国际经济发展局的招展和赞助来消化办会支出。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目前有60多人，基本都是面对社会招聘的年轻人，门槛之一就是要会一门外语。过去三年，海南引进外资连年翻番，和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他们在台港澳地区、欧美、东盟、日韩等地都建立了合作网点，形成网络，根据不同企业的特征为其提供相应服务，而不是生硬地给一本自贸港政策了事。

去年办第一次消博会，按惯例，往往是找个代理公司承办。但为了“做到全国最好”，他们选择自己做，一个个客户招展，国际品牌参展基本都由全球总部做决定，在线上开了数不清的会议。几百个品牌就这样一个个引进来了。

招入参展商只相当于整个工作的30%，70%是要为他们全程服务。这涉及到如何吸引专业采购商、高净值人群。要把国内外的知名商超一个个列出来和联系。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多，要给他们提供来海口的理由和方案。宣传也是大事，要投央视广告和首都机场的广告，花费则自己想办法解决。服务媒体更要细致周全，要根据不同媒体的特征准备素材，要找参展品牌的全球CEO录视频，提供给社交媒体发布，既是素材，也能提高参展效果。

“今年每个参展企业，我们会从布展时第一块砖搭建开始全程记录，最后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文件，明年跟总部申请就有依据了。我们还要和企业一起策划大量的新品发布，办全球消费论坛，全球消费论坛下面又有线上线下100场论坛。”

已经是晚上8点45分，国际经济发展局还是人头攒动，因为是租用的办公楼，晚上不开空调，室内很热。一批人在核对核酸服务采样点的方位，以及对做了核酸者抽奖的细节，一批人在检查做好的证件。疫情防控信息、身份信息与证件、门票完全衔接，通过人脸识别即可通过，一秒钟不到。证件里装有芯片，明年还可以激活使用。

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最大的成就感来自能在这个平台上参与自贸港建设。他们用专业、热忱、有些质朴的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投资者和企业的信任。“原来有些人跟我们打交道很高傲，现在打成一片了，我们请他一起吃椰子鸡，他也很开心。大排档，吃得舒服，也省钱了。”

国际经济发展局只是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这几年海南持续深化“极简审批”，在全省努力做到“一个大厅办事、一个部门审批、一枚印章出件”，目前全省政务服务事项的网办率已超过90%，所保留审批事项的审批流程和时限压减约70%，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比两年前压缩50%左右。

营商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市场主体的活跃。截至今年6月底，海南注册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到198万户，而2012年时为42万户。海南新增市场主体的增速已经28个月保持全国第一。

我在海南采访的多位干部都不是本地人，但不少已在海南安家落户。近年来，中组部“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对海南“搭把手，拉一把”，从国家部委、发达省市相关业务司局、国内各自贸试验区、知名科研院所、高校、金融机构，选派了四批415名优秀干部支援海南，和本地干部群众一起厘清政策的弹性幅度在哪里，空间有多大，在制度集成创新上下功夫，以实现政策落地效果的最大化。

采访中看着很多人忙碌的样子，我经常回想到，从80年代闯海南开始，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就有一批又一批弄潮儿到海南，在海南，不离不弃。

1987年在许士杰感召下从北京调到海南，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的迟福林说：“刚到海南时，想的是这里要建最大的特区，比深圳更特，但眼前却是破烂不堪的街道、混乱的交通秩序。第一个晚上被安排在一个13人同住的大房间，拎了一桶水随便擦擦身子。办公条件也很艰苦，包括我在内，海南省体改办二三十个同事挤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大房间，35℃以上的大热天没有空调，同事们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热得都光着膀子，汗水浸湿了草稿纸。当时有不少到海南的寻梦人，晚上在海口三角公园弄个席子、报纸搁在地上，就对付一个晚上。但求职时，他们说到海南，慷慨激昂，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明天会更好。从迟福林一代到今天的新生代，那种热爱海南、期盼海南的内生动力，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现任海南省委领导说，海南自贸港方案安排到2050年，我们这些人有幸成为接力赛当中的第一棒。“接力赛当中跑最后一棒或者冲刺的人现在在哪儿呢?可能还在幼儿园。”一棒接一棒，只争朝夕。

在海南，我看到了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看到了开放政策、制度创新激起了生产要素的新聚集。在双循环发展背景下，海南不仅是地理意义的“中转站”，也是发生化学变化的“反应炉”。而把政策创造性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还是人。

我也体会到，那种敲锣打鼓、简单易走的路，将会越来越少。而难走的路，需要更多探索的路，往往是正途。出路在于思路，机遇在于创造。有韧性，有信心，就能看到新空间，就会有新作为。上下齐心，其利断金。

新海南的故事刚刚拉开帷幕。我对不止一位受访者说：“谢谢你们，让我感到了力量，增添了对中国的信心和希望。”（来源：秦朔朋友圈微信）